应该在领会“道”的过程中自然得之:“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按即上下四方)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彭祖由于领悟(即“得”)了“道”,所以才能从舜的时代活到春秋五霸的时代。在《庄子·天地》中的另一则寓言故事同样表明庄子及其后学并不绝对否定长寿的态度:尧到华州视察,守卫华州的人称尧为圣人,祝他寿、福、多子,尧都婉言辞谢。华州守吏很奇怪:“老寿、官裕和多生儿子,都是世人所希望的,你为什么不想要呢?”尧圣人说:“儿子多了,担忧恐惧就多:富裕则处处提防,事务繁多:活得长久,就会多受侮辱。寿、富和多子,都不是有益于培养无为道德的事。”守吏不以为然地说:“我还以为你人,其实不过是君子而己。天生力民,总要让他们分担各自的职责,儿子们都会有自己的职责,惧怕什么呢?财富多了就让人分享,就不会有设防张罗的事了:圣人衣食住行像鸟兽一样顺其自然,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闲居,千岁辞世则去而升仙,乘云驾雾直到上帝居住的地方,惧、事、辱都没有,身虽长寿,又哪里来的受辱呢?”显然,庄子及其后学主张的是一种随遇而安、顺其自然的长寿观。如因悟道而得长寿,那是可以而且应该接受的:但如果像那些以长寿为目标孜孜以求的养形之人一样,整天“吹峋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己矣:此道引(同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那就不可取了。只有做到“不道引而寿”,才是“天地之道,圣人之德。”(《刻意>)其实,要达到庄子所说的不论、不见、不闻、不辩、“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的超然境界,又何尝不是一种刻意追求?只不过是一种以“无为”欲达“无不为”的更隐蔽的追求罢了。在庄子们的内心深处,长寿之类仍然是其刻意追求的目标。怎样才算长寿:庄子提出了一个天年的概念,动、植物都有一个天年即自然寿命的问题,终其天年就叫做寿:“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大宗师>)如何才能达到超然与道合一而尽天年的境界呢?庄子把老子那些处于朦胧状态中的想法进一步明朗化、系统化,提出了一整套修真得道之法。首先,必须参透死生得失,从精神上得到彻底解脱:“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善妖(同天)善老,善始善终。”既乐于生,也乐于死,才能“游于物之所不得逐(消失)而皆存”的道之境界。只有达到了这一步,才能进一步去理解、领悟道之真谛。然后,庄子又提出了一套具体作法,只有按照这些方法去做,才能与道浑而为一。节欲去害,不伤阴阳:人的生命既然是由阴阳二气化合而生,阴阳二气最终又来源于道,所以,修真得道的第二步就要做到谨守阴阳二气。庄子说古时治道之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所以能够使“万物不伤,群生不天。”(《缮性>)做到阴阳和静,就能不伤不天,至于长寿。反之,如果使阴、阳失其度,以至于“阴阳并毗”(偏离),那就会使“四时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伤人之形乎!”(《在宥>)为什么阴、阳会偏离正常呢?那是因为人们有悲乐喜怒好恶而不能排除:“悲乐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恶者,德之失也。”(《刻意>)“人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在宥>)使人喜怒过度失其本性的原因有五种:“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地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日五臭熏鼻,困傻(鼻塞)中颡:四日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日趣舍滑心,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天地>)耳目口鼻心皆失本性,当然就不可能凭借它们去领悟道之真谛了,更要命的是这会使阴阳失调而危害人之神形心性。懂得了这个道理.就会明白声色美味之类其实不足以称为乐,真正的乐是无为,即什么也不要追求,一切保持其自然纯朴的状态,这才接近于“道”,才会不损伤阴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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