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顺应事物自然本性和发展趋势。在治国治身的实践中，顺应民众和身体之自然，是特别重要的原则。岐伯说：“夫治与民，自治，治彼与治此，治小与治大，治国与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顺而己矣。顺者，非独阴阳脉，论气之逆顺也，百姓人民，皆欲顺其志也。”(《灵枢师传》)在岐伯看来，无论是治理自身还是治理民众，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都必须顺应治理的对象，切不可倒行逆施。对于治身而言，需要顺应经脉的阴阳、气行的逆顺：对于治国而言，则要顺应民众的志意，不能独断专行。合道而治在万物背后发现大道，并最终与道相合，是道家最高的理想。道是产生万物的本原，也是作用于万物的规律。合于大道，并以道来作为治国治身的指导，是道家的最终门径。《灵枢·外揣》中记载了黄帝向岐伯请问九针之道的故事，黄帝认为内容丰富的九针之学其实是可以“浑束为一”、“一以贯之”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岐伯的肯定，岐伯并点破了治身之针道与治国之政道能够一以贯之的关窍。无论是针道或是治国之道，最终都是大道的示现，要靠大道的作用，才能实现“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殊途同归，最终都回归到大道之中。所以文子说：“故圣人持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浮沉，如此万物之化，无不偶也，百事之变，无不应也。”(《文子·九守》)圣人修持自己，逐渐达到与道浮沉的境界并合道而治，就能与道一起观察万事万物的变化发展，并与一切变化相偶相应，实现妥贴而有效的治理。至治的境界在黄老道家那里，治国治身的最终目标是达到一种极为圆满的境界，即“至治”。《黄帝内经》中描述了两种“至治”。第一种“至治”是治理身体的最高境界：“察其所痛，以知其应，有余不足，当补则补，当泻则泻，无逆天时，是谓至治。”(《灵枢·百病始生》)治身的原则非常简单，即根据病痛的具体情况知晓相对应的病证：探察身中阴阳之气的有余与不足，并根据损益的道理进行补泻：辨证施治顺应天时的变化而不违逆，这其实是医家至高的治疗原则。第二种“至治”则己经超越了“治”，而走向了“不治而治”：“阴阳和平之人，居处安静，无为惧惧，无为欣欣，婉然从物，或与不争，与时变化，尊则谦谦，谭而不治，是谓至治。”(《灵枢通天》)对阴阳和平之人而言，他身中禀赋的阴阳之气是和谐持平的，因而居处安泰，内心和静，没有过分的畏惧，也没有过分的欣喜，婉然顺从万物而不与其争夺，因顺天时的变化而变化，始终保持谦和的态度，从不主动地去治理什么。显然，这位“阴阳和平之人”其实是一位无为而治的得道之士。治国治身最终要从“有所治有所不治”上升到“无治无不治”。文子说：“是以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厉其精神，偃其知见，故淡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文子·道原》)道是无为的，却又是无不为的。在文子的理想中，圣人勒修根本，舍弃末节，内守精神，平息智巧，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合道境界，从而实现“无治无不治”。所谓“无治”就是不去刻意改变事物自然的本性和趋势：无不治，就是因循物与物之间自然的作用和联系，使其相互影响制约：由此，治国治身也将达到极致的境界。道家理念的践行者最终会在治国治身的过程中达到精神与生命的飞跃，与道同游，融会在道的循环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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